作为一个公众号作者，我总是能获得一些有意思的观察社会和人性的视角。昨天写了一篇文章《AI替代人，这是美国的忽悠》，在留言区里一帮程序员跟我开急了。

他们用愤怒的语气责问我：

“ 你用AI写过代码吗？”

“ 你造AI写代码有多么能替代人吗？”

如果AI 写软件代码真如他们所说那么厉害，那么最直接的受害者不就是他们自己吗？

很多研究揭示了 AI 威胁程序员就业的现象，例如AI 公司Anthropic 在几周前发布的一篇基于实证研究的经济论文中（https://www.anthropic.com/research/labor-market-impacts），软件程序员是所有职业中被AI 替代风险最高的行业——观测暴露度74.5%。

尽管研究发现，自2022年底ChatGPT发布以来，高暴露职业群体的失业率并未显著上升，然而已经出现了一些早期预警信号：一是22至25岁年轻劳动者进入高暴露职业的入职率自2024年起下降约14%（相比2022年基准水平），二是观测暴露度每上升10个百分点，美国劳工统计局（BLS）预测的就业增长率下降约0.6个百分点：

一个即将被端掉饭碗的行当，从业者不去恐慌、不去抵制、不去焦虑，反而用最激烈的语气向世界宣告：“我们脖子上的绞索多么的华美！”

这画面让我觉得滑稽、荒诞，哭笑不得。

这个悖论背后，很值得研究一下人性，这些人性构成了组织管理的底色。

当讨论AI是否会抢夺人类工作时，我仔细揣摩了这几位程序员的反驳，我感觉他们真正表达的意思是：AI替代的不是程序员，是那些不会用AI的程序员。

他们认为，我属于会用AI的那一拨，所以我不仅不会被替代，反而会因为掌握了这个工具而变得更强。

如果你再追问他：那如果所有程序员都会用AI 了呢？

他们的回答应该会是：就算AI 会淘汰其他程序员，我也不是那个会被淘汰的。

此刻，他们大脑里开启了自我辩护模式：我技术还可以、我学得快、我业务理解深、我跟老板关系好……

总之，当大浪来时，死的肯定是别人，不是我自己的。

这里有一个逻辑值得讨论：当整个行业的岗位总量被压缩时，你个人会用AI，能保证你幸存吗？

我想起了我三叔，在我小时候，他是老家县城照相馆的摄影师——全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，那会儿也没有非国营的服务机构。那时候的摄影师不仅会拍照，操作那种机背取景的木箱子照相机，而且会布景、打灯光、做道具，还有冲底片、印相片等等。总之，三叔是全县城最风光的仔。

到八十年代后，随着摄影器材、冲印技术的普及，照相馆这个行当就被消灭了。最懂暗房技术、最会摆弄胶片的三叔，难道不是会用新技术的人吗？

但问题是，整个行业的生态变了，岗位的绝对数量在减少，已经没有好位置留给三叔了。

技术进步不一定是零和游戏，但对上一代人，它往往就是。

我住的楼里有位邻居是开出租车的，90 年代在上海开出租车还算是一份美差，二十多年前我跑浦东客户那里，单边就将近 200 块，提前一天预约他，他开心得要死。后来网约车来了，他自然就没活干了；前几年在小区里碰到他，说是跑到云南去贩玉石去了——难道他不会开网约车？

“AI替代的不是程序员，是不会用AI的程序员”——这句话最大的功能，是让每一个说出它的人，都暂时获得了心理上的豁免权。它把一个结构性的行业风险，转化成了个人能力的比拼。

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“乐观偏差”，就是：每个人都觉得坏事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。

股民都觉得自己能在买低卖高，所以尽管赚钱的股民没几个，炒股的人却是络绎不绝。正是因为大脑给了人们这样一个暗示，所以股市才会存在；同样的，如果每个程序员每天上班都想着我可能三五年后就被替代了，那么AI 可能还没成熟，这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就滑坡了——而正是有一批跟我叫板的程序员，软件行业目前还不至于崩溃。

这种个体化应对结构性风险的思维方式，在中国社会被进一步放大了。

在过去几十年激烈竞争的环境下，我们被灌输的成功叙事是“努力就能成功，失败是因为不够努力”。它给了人希望，也给了人巨大的道德压力：如果你承认自己可能被淘汰，几乎就等于承认自己不够优秀、不够聪明、不够有远见。在这种土壤里，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得理所当然——被淘汰的人一定是不够适应的“劣者”，而我，永远是适者。

程序员们为AI辩护时那种急切的态度，恰恰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完美注脚：如果AI真的淘汰了一批程序员，那被淘汰的人一定是不够努力、不够拥抱变化的。既然我不是那样的人，那我自然安全。

从宏观上看，技术从未消灭过人类工作的总体量。农业技术发展消灭了大多数的农民，但人们去当了工人、服务员、程序员。技术变革的轨迹不是让人类无事可做，而是让人类不断换事情做。

但这里有一个被刻意忽略的细节：换事情做的过程，对个体来说是残酷的。上一代农民不会变成这一代工人，然而他们的孩子可能会。

技术变革的阵痛，往往由一代人的职业生涯来承担；中间隔着整整一代人的知识结构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跨过去的。

程序员在在绞索套上自己脖子时，歌颂绞索的精美工艺，他们相信自己不会是最先被绞死的那个人，这套信仰有一个代价：它让人失去了追问结构的能力，也让人失去了对同行的共情。

技术变革不可阻挡，但人心可以做出选择。是做一个歌颂绞索的人，还是做一个承认恐惧、面对恐惧、并且愿意伸出手拉住旁边的人——这个选择，可能比学会任何新工具都更困难，也更重要。

对企业管理者而言，这才是AI 组织变革真正的挑战：如何在拥抱AI的同时，保留组织里承认恐惧、互相拉一把的空间，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只能歌颂绞索。